七夕作为乞巧节，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乞巧的主角是女子，所乞之巧是女红之巧，乞巧节的主角从来就是女性，七夕之神织女其实就是纺织之神。在一些桑蚕纺织业发达的地方，会建有织女庙，庙中供奉织女神，当地的织妇会到织女庙上香、祈愿，七月七举行织女庙会，如山东沂源县有牛郎庙和织女洞，江苏太仓市有黄姑庙或织女庙。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纺织业，是七夕节和乞巧风俗赖以产生和延续的土壤。近世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布”的入侵和现代纺织业的发展，中国乡村传统的男耕女织生活方式迅速瓦解，“桑柘满阡陌，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缫丝忙”的场景一去不复返，女性不再专务饲蚕缫织之业，女红针黹之巧也不再是女子最重要的自我期许，以女子乞巧为主要关目的七夕风俗，也就不可避免地因为无所附丽而趋于零落了。

当然，中国地域辽阔，风俗多样，古语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七夕节虽在整体上没落了，却在某些地方顽强地存活下来，而且还过得红红火火，比如广州的“摆七娘”、潮汕地区的“出花园”、浙江温岭的“小人节”、台湾嘉义县的“游魁星”、甘肃西和县和礼县的“迎巧娘”等。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许多地方过去鲜为外人知晓的七夕风俗被重新“发现”。

这些陆续“发现”的地方七夕风俗，大多已经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原汁原味的中国乡土传统而大加弘扬。其实，这些地方的七夕风俗都或深或浅地留下了异域影响的印痕。广州的“摆七娘”和闽台的“拜魁星”风俗源于宋代，融合了漂洋过海而来的波斯文化。浙江温岭地区的“小人节”，专为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少男少女举行，当地人在七夕这天供奉用竹篾、彩纸扎制的彩亭、彩轿，点缀以各种纸扎的戏曲人物，堪与广州的“摆七娘”相媲美。潮汕的“出花园”仪式，则是为年满十五岁的少男少女举行，七夕之日，孩子们要用十二种花瓣泡成的香汤沐浴，穿新衣，踏木屐，祭拜小孩子的保护神“公婆母”。这两个地方的七夕风俗，主角都是少男少女，而非仅为女子，主要活动是成人礼，而不是乞巧。

七夕乞巧节，滥觞于上古，确立于汉末，酝酿于魏晋，定型于盛唐，到了宋代，来自遥远波斯的异域之风，如同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奏，使其从原来的清扬哀婉的清商曲，一变而为急管繁弦的胡旋舞，成为中国七夕节历史上最为华彩的一章。宋代之后，随着外来因素逐渐融于本土传统，摩睺罗、种生、谷板等新异之物，或者脱胎换骨，成为七夕传统的一部分，为华夏七夕风俗增添了一抹异彩，或者逐渐消失，泯灭于无形，七夕风俗由绚烂至极渐归于平淡。历元、明、清直到如今，宋代的七夕狂欢风俗，除了在极个别的地方还遗风犹存之外，那种罗绮满街、举国若狂的盛况，早已烟消云散，元、明、清三代的七夕风俗，大致又恢复了中国传统七夕的婉约基调，不过是秋夕月下，小儿女们穿针引线、拜星乞巧、葡萄架下听私语……

近年来，鉴于喜欢赶时髦的青年人对西方情人节的热衷，不少人希望重新复活七夕节，并将之界定为“中国的情人节”。实际上，把七夕节定义为“情人节”，纯粹是一厢情愿。一个节日的实质，主要不是取决于它的故事，而是取决于它的风俗。历史上的七夕节，尽管有缠绵悱恻、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却从来就没有男女交往、恋爱求偶的风俗。七夕节的主题是乞巧，七夕节的主角是女子和儿童，而与两性交往无关。

其实，中国原本是有自己的情人节的，它和西方的圣瓦伦丁节一样，不在秋天，而在春天。在古代，包括春分、春社、清明、上巳等在内的一系列春天节日，除了其特有的与农事、祭祀有关的仪式内容之外，无一不是风情摇曳的爱情节日，且不说自古以来那些在春天节日上吟唱的诗篇中流露出来的无边风月，翻翻宋明话本、元人戏文，那些多情的才子佳人几乎无一不是在清明上巳、踏青游春的游戏场上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的。说到底，万物盛开、摇荡性灵的春天才是滋生爱情的季节。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曾经的七夕节，已经成了一曲渐行渐远的骊歌。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神话学、上古史、民俗文化史研究）